[47]林彦：《从一府两院制的四元结构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路径》，《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65页。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的规定包含有两个任何，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态度，这是外部区分保护论者认定宪法对通信权的保护强于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依据。[50]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0条承认通信秘密，交流自由未被明确承认为基本权利，而是由德国宪法法院通过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自由权予以认可。
《共同纲领》则刻意消解这种区隔，通过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直接关联，从性质上强化通信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本质属性：通信自由是公民在与他人交往中，通过信件、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他人表达意愿的自由，[59]与透过外在的言语、行为来表达意愿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并无本质区别，因而其既可以被认为是表达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言论表达自由的重要途径之一，[60]也可以被看作是公民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的延伸。[85]又有学者主张，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涉及通信的各个方面，既包括通信的内容，也包括通信的形式，从而将通信自由的主要内容纳入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之中。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对此予以肯定，明确应将通讯改为通信。另一类是权力限制型的法律，其对应于要求权力行使须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权力进行规制的法律，如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第56条规定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60]刘素华：《论网络时代通讯自由的性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66页。
[14]参见前引[2]，秦小建文，第93页。[47]1982年宪法对通信权的规定更加完备，[48]不再局限于从自由权面向上理解通信权，正是这一扩展性调整促成了双层构造的条文设计：随着通信权内涵的延展，原本针对自由权而设置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之规定，已经无法实现对通信权宪法保护的完整覆盖，故而，受法律的保护作为一种更周延的概括保护，有必要被纳入通信权条款之中。围绕法是什么这一基本的性质问题，根据不同的分析路径和理论立场，存在相当多且彼此针锋相对的主张。
法律权利对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主要包括价值目标的形成、权利内容的形成和权利边界的形成。前者包含法的告示指引作用、预测评价作用、制裁作用和教育作用，后者则主要是指法律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作用和法律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聚焦到我国宪法上，有学者总结了我国宪法文本中存在的三类政治性规范：第一类是政治原则，即除了体现宪法本质特征和属性，构成宪法通用原则的人民主权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之外，我国宪法作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五四宪法规定了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并在八二宪法的起草过程中将四项基本原则也纳入到宪法中。[1]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中的重要主张宪法构成日常立法的法律基础的继承和接续，也是在宪法实施层面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提出的总体要求。
五四宪法的制定以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说为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同时深受苏联国家法学说的影响。因此，辨析和阐明宪法实施和法律实施在加强宪法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语境下的基本内涵、特征功能、相互关系，对于解释和应对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中的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60]其实，这就是宪法与法律在性质、功能承担和首要价值目标上的区别给实施层面带来了重心上的不同。即人类理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对于法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发展的无限性、复杂性的冲突让法律很难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保持绝对的同步，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领域、新问题和新的社会关系，法律的及时性和完备性永远只是相对的。将法律实施作为实施宪法的基本形式，在中国语境下是落实宪法规范内容的内在要求和遵守社会主义宪法实施模式的必要选择。政治实施一直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
再次，我国宪法的价值目标和规范内容是多元的，包含了调整规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的目标性条款，这也决定了宪法政治化实施范围的广泛性。该理论认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均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在法律功能上没有区别。宪法实施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人权，国家机关是承担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通过立法具体化的方式实施宪法对于国家机关而言，并没有利益期待，也就难言实施宪法的动力。以美、法两国为例，美国宪法在制宪时的核心关切即为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范围如何划分，权力争议如何解决，并确立各个政治主体相互制衡的体制。
[27]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这种宪法的直接限制，由于来自于宪法的明文规定，无论是拘束人民或国家机关，都是合宪的，一般称其为‘宪法保留原则。
因此，从实施的角度看，虽然法律权利基本上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法律权利的实施可以对抗行政权和司法权，但对立法机关是否履行基本权利具体化的义务没有拘束力，也难以控制立法中可能存在的对基本权利的侵害。其次，宪法通过各种实施方式发挥其最高行为准则、凝聚社会共识、平衡各方利益的效力，最终将其蕴含的价值目标转化为具体的社会现实，使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权力行使得到有效约束，国家发展沿着宪法指引的道路前进。
宪法的两种属性决定了宪法实施方式的多样化。[42]我国宪法中，各个领域具体政策对于纲领性条款的落实也是宪法的重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宪法实施是指宪法精神、原则和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落实，主要实施方式包括政党进行政治动员、制定各项政策和发展国家各项事业的政治实施以及宪法主体将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加以遵守和依据宪法赋予的职权作出合宪之公权力行为的法律实施。[53]法律实施在推动宪法实施的重大意义是由宪法内容的总括性、纲领性、原则性、方向性和社会主义宪法实施的基本模式所共同决定的。第一，作为法律实施的规范前提与内容，合宪的、高质量的、完备的法律是法律实施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从宪法属于广义的法律的角度，将宪法实施作为法律实施的一种具体形式的观点虽然粗糙，但是也有其道理。
摘要: 通过法律具体化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定并加以实施一直被视作实施宪法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作为国家权力作出抽象行为，法律实施得好未必代表着宪法规范国家权力的目的和价值得以实现。
第三类是国家政策，国家目标、根本任务等政治纲领的贯彻落实需要制定更为细化的政策，此即基本国策的宪法化。宪法赋予的每一项职权对于国家机关而言既是权力也是义务。
宪法的政治实施有以下四个特征：首先，党的领导是实现宪法政治化实施的关键要素和根本保障。立法缺失问题则主要是由立法怠惰和立法本身的局限造成的。
在实证法体系中，宪法就是处于最高位阶的规范，规定着其他法律的生效程序、生效形式和具体权能，[49]成为法律的形式渊源。[33]参见莫纪宏：《从〈宪法〉在我国立法中的适用看我国现行〈宪法〉实施的状况》，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2期。[14]三分法则是将法律实施划分为法的遵守、法的执行和法的适用。[31]参见许宗力：《浅谈立法怠惰》，载《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21页。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于其在严格依照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分配结构和组织活动原则、程序进行运作。所以，法律权利之保障不一定能够达成宪法实施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
有学者认为宪法实施不包括宪法适用，原因是宪法适用是根据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定为标准就有关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并作出规范性判断，这属于宪法监督的范畴。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63]参见韩大元：《论宪法权威》，载《法学》2013年第5期。此外，宪法保留事项的实施也属于宪法实施。
以及法律作为行为规范所要求具备的稳定性、抽象性与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愈加细化的社会分工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滞后性和保守性。与古代的组织法所不同的是，现代宪法明确了政治权力行使的界限与限度，从而为符合宪法的政治运行提供正当性。另外，宪法为立法权的行使主体、形式和程序作出了授权，立法过程及其产物——具体的法律规范都不能逾越宪法设定的边界。四、宪法实施和法律实施的关系马工程系列教材《宪法学》认为：宪法实施具有法的实施的一般属性，但宪法的特点决定了宪法实施具有与法律实施不同的特点。
[16]参见史永平：《什么是法律实施——兼及相关概念之法理辨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41]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1]参见翟国强：《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宪法价值、精神、原则浓缩了整个人类社会中关于政治理性和法治文明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特定国家独有的民族精神、价值共识和理想信念。
[44]宪法作为法律的规范功能和价值愈加受到重视。宪法和法律虽然定位和分工不同，但应当秉持相同的价值、精神和原则来相互配合地保障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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